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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来读读：滥竽充数时代的写作
这年头，写作码字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坊间新词俚语层出不穷，业内俗语套话四处蔓延，不用说一句自己的话，照样可以象模象样，风生水起。3.15消费者权益日如火如荼，但一般消费者无视文字的纯洁性和写作的原创性，更少有人愿为文字伪作验明正身。生活中，假冒伪劣产品至少在理论上已成为受清除和取缔的对象，但文字世界里的轻率袭用和无耻剽窃却司空见惯，人云亦云。
网上或有文友忍不住揪出那些四处泛滥的恶俗用语，加以鞭挞嘲讽。诸如励志寓言“谁动了我的奶酪”、流行歌词“都是月亮惹的祸”、广告用语“今天你喝了没有”、王朔名言“我是流氓我怕谁”、李响自传“我与米卢零距离”等等，原本都是颇有创意的新鲜生动的语言，但毕竟耐不住千人拾，万人用。被那么多文字吸血虫赖上后，这些话语的内涵被彻底掏空，最终贬为人尽其厌的套话空话，成为臭掉大街的恶俗用语。个体的创造性，无论如何都架不住千人万众分化蚕食的消解性破坏力量，这是中国人的行事特点，更是中国的社会现状。无论是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只要你敢创新，不怕我不跟风，群起效尤的结果，不是把出头的椽子砍掉，而是让你从根上烂掉——此乃好言好语何以沦为恶俗之真面目。
古人讲，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但后来的情况渐渐不同了。张爱玲早在创作鼎盛的1944年就揶揄过写文章不见得就比说话难：“古时候，纸张笔墨未经发明。名贵的记录与训诲，用漆写在竹简上，手续极其累赘麻烦，人们难得有书面发表意见的机会，所以作风方面力求其简短含蓄，不许有一句废话。后来呢，有了纸，有了笔，可以一摇而就，废话就渐渐多了。到了现在，印刷事业发达，写文章更成了稀松平常的事，不必郑重出之。”诚哉斯言，现在不仅印刷业发达，更进入网络化信息社会，比超女们“想唱就唱”尤胜一畴的自由出路是有那么多人“想写就写”。人们可以不论写什么，不论怎么写，只要放得开一个“写”字就行，从专职到业余，从作家到写手，真的少有人还会“郑重出之”了。
堪与这种烽火四起、狼烟遍地景象相媲美的，惟有五四白话文兴起那当口。老舍曾回忆五四运动时期白话文学兴起，令人不由得狂喜。他说：“假若那时候，凡能写几个字的都想一跃而成为文学家，我就也是一个……这文字解放(以白话代文言)的狂悦，在当时使我与千千万万的青年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消耗了多少纸笔。”但是，“这种狂悦并不一定使人搞清楚思想，反之，它或许令人迷惘、伤感，沉醉在一种什么地方都是诗，而不易捉摸到明朗的诗句的境界。”老舍后来取得成功，是因为没有放任狂悦，也没有沉迷伤感，而是摆脱了浪漫情愫，诚肯地执着地向生活学习语言，在写作上举一反三地郑重出之，这才写出了伟大的传世作品。
网络时代，消费社会，值得追逐的目标多种多样。写作不再是千古事，至少还是有尊严的创造物，有价值的经验活，但大众化的写作浪潮正在消解尊严、吞噬价值，至使恶俗语言横行，滥套场景四现。个人的有限经验被夸大成无限的宇宙，写作的浅显、粗糙、随意而为，成为时代共性。评论家谢有顺最近针对那些在市场催生下日益泛滥而粗鄙化的长篇小说，重申了几点写作常识和叙事精神：1、强化写作的难度，2、扩展经验的边界，3、叙事要有说服力，4、写出“文章”的从容，5、对世界存一颗赤子之心。这些基本的写作要求，如今却成为专业作家都必须达到的创作标准，可以想见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在专业写作与自由表达之间，不是前者引领后者提升水准，而是后者裹胁前者走下神坛。当中国整体性的写作环境都充斥着去繁就简、避重就轻的惰性土壤，都吹拂着简易浮夸、粗制滥造的和风细雨，谁还有实力大言不惭地藐视诺贝尔文学奖这颗王冠上的明珠？
卡莱尔在指责所谓“盛世”的维多利亚时代流行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浅薄作风时，非常痛切地指出那是一个滥竽充数者充斥的时代。他的朋友索尔泰格抱怨说：“在伦敦这个时髦都市里，每一个人都故作高深，都装作尖锐、诙谐和文雅。”卡莱尔的看法是：“不诚实的言语是虚伪行动的基础，行动经常与言语相互交融，思想也惯于以言辞为幌子……十七世纪的清教徒、十二世纪的天主教徒和这个世纪的德国诗人用一种严肃的态度进行交谈，但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种行话，多少带有神经质。”如果从社会交流依仗行话套话，大众写作流行庸俗恶俗的事实来看，目前的中国还不是一个相信真诚、尊重创造、崇尚自我的社会。恰与十九世纪的英国一样，“无论你走在哪条公共通道上，无论你徘徊在哪条偏僻小径上，你总会遇到一个人，一个势利的人，一个不相信永恒的人，把希望寄托在暂时的，半真半假甚至完全虚假之上的人。 |
俨兮其若容，旷兮其若谷，浑兮其若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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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2006 10:54:27 AM
